始于１９９７年７月的东亚金融危机，无疑是一场恶梦，对亚洲经济打击极为沉重，并波及全球，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动荡。“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根据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亚洲要实现复苏平均需要２．６年，东亚经济复苏也要等到２０００年之后。然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最近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亚洲经济正在出现缓慢复苏的征兆，有人形容这是“亮光闪烁在隧道尽头”。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两年了。回首危机初临，东亚经济仿佛坠入荆棘密布的深渊：企业纷纷破产、失业人口剧增；货币汇率暴跌，股票指数狂泻；出口势头锐减，国内消费紧缩……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不仅使亚洲经济深受重创，也波及到南美、欧洲等地，使全球经济元气大伤。据估计，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世界经济产值将因此损失２万亿美元，亚洲１９９８年经济增长率比１９９７年陡降３．６％。
　　人们在反思这场经济灾难时，往往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金融大鳄”。不可否认，国际游资投机东亚金融市场是造成经济动荡的导火索，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东亚地区金融体系的脆弱、经济结构的失调、金融监管的混乱等才是根源，正好给了国际游资兴风作浪以可乘之机。东亚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地区。２０年来，东亚诸国抛掉了贫穷的帽子，踏上富强之路，被世界银行喻为“东亚奇迹”；东亚各国面对深重的金融危机，趋利避害，加大改革调整力度，正逐渐走出经济沼泽，短短两年间在复苏的轨道上再创奇迹。
　　金融危机的阴霾正离我们远去，然而它烙下的累累伤痕，却催人警醒，引人深思。
　　复苏的轨迹
　　当前，在调整与改革措施的推动下，东亚各地的货币稳步反弹、股市攀升、外资回流、出口增加，金融动荡造成的压力已大大减缓。太平洋经济理事会６月份预测，亚太地区今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１％升至２．６％，明年进一步提高到２．９％。亚洲开发银行也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从去年的２．６％升至今年的４．４％。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形势也出现令人鼓舞的迹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估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２．２％左右，明年将增加到３．４％。
　　为了克服危机造成的困难和推动经济复苏更早到来，东亚各国主要从改革金融体制、开拓国家市场和激活内需挖掘国内市场潜力等几大方面着手进行调整。
　　结构失衡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动因，目前东亚各地都普遍从改善投资与生产结构、企业重组和提高产品竞争力入手，以增加出口创汇能力和保持收支平衡。
　　金融体系的诸多问题是东亚各国共同面对的难解之结。东亚各国大都痛定思痛，对此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调整。泰国目前已有４家商业银行被收归国有，５６家金融机构被关闭。这一系列措施对泰铢汇率的回升极为有利，危机最严重时，泰铢对美元的汇率是５７：１，今年上半年则恢复到３７：１。
　　东亚各地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对外贸易仍不失为经济振兴的重要动力。危机期间，受灾国家的出口加工企业由于无力进口原料和零部件，陷于进口下滑、出口不振的恶性循环。因而，为了摆脱危机，东亚各地将推动出口作为走向复苏的重要一招。许多国家改变紧缩政策，转而采取刺激经济的措施，增加财政开支，支持发展出口加工所需要原料和零部件的进口。不少国家提出了通过税制优惠以振兴出口。菲律宾今年头５个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了１０％，马来西亚去年出口锐减，预计今年将有２．８％的正增长。韩国更是坚持“出口第一主义”的原则，努力扩大出口。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韩国加大了对世界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攻势，到今年年初，韩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额增加了３０％，达到６０亿美元。
　　加大开放力度，加速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是东亚各国采取的有效措施。目前韩国除国防和文化保护少数项目外，其余领域一律对外开放，１９９８年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增长２７％，今年仍然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泰国也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外资措施，１９９８和１９９９年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均大幅增长，在东亚各国中仅次于中国和新加坡，名列第三。
　　危机期间，东亚国家在紧缩政策的促使下，高利率使各国不良债权进一步扩大，加之企业破产和信贷紧缩，使得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消费与投资两大发动机处于阻塞或休眠状态。为此，东亚各国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对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即从高利率和财政紧缩逐步转向放宽金融与动用财政刺激景气的政策。因而各地大都巧妙地同时运用限制紧缩和刺激景气复苏措施。新加坡推出２０亿新元的刺激景气政策，马来西亚决定追加５０亿林吉特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泰国决定拿出超过ＧＤＰ６％的预算赤字刺激国内消费。
　　全球化下的思考
　　危机伊始，不少人怪罪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吗？有人说，亚洲危机留给人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投机商兴风作浪，从而加剧金融市场的动荡。其实，真正的风险不仅仅在于金融领域，还有生产领域。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一年之前的１９９６年，东亚发生危机的国家经济就出了问题。它们赖以发展的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下降。例如，泰国从上一年的２０％多降至零增长，出口减少最多的是电子产品。究其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需求不足，二是生产过剩。用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供求不平衡。为什么偏偏表现在东亚国家？８０年代以来，东亚的制造业出现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超高速增长，动力主要是美日两国把电子产品生产大量转移到东亚。光电脑的硬盘驱动器生产，东亚就占了全球的７０％。１９９６年，在世界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周期下降过程中，东亚发生危机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受到的损害最惨重。从宏观上，国际收支出现巨额逆差；从微观上，企业偿还外债的能力下降，引发了汇率贬值。一场金融危机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根据７０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２００多次金融危机的规律，导致危机的实际原因都是生产过剩。例如，８０年代，美国得克萨斯州的银行危机源于石油生产过剩；９０年代的哥伦比亚金融危机是因为咖啡生产过剩。东亚金融危机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经济全球化的真正风险体现在实际生产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过剩具有全球性。发达国家把过剩生产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果接受的国家过分依靠出口，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就会加剧。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人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来自高投资。但凡事总有个度。过度的投资会使经济增长过热和经济结构畸形。投资过度的典型例证是韩国大宇集团。随着大宇大肆推动投资扩张计划，债务从１９９５年的１９０亿美元攀升至１９９８年的５００亿美元，超过其净资产的４倍。举债扩张经营是韩国大财团的共同策略，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宇总能够找到贷款进行新的投资。进入９０年代，大宇展开了全球大采购，收购了发展中国家许多濒临倒闭的汽车厂和家电用品工厂。在扩张的高峰期，平均每３天就收购一家海外公司。
　　投资过度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投资比重过大。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７年，全球投资占世界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从２４％降到２２％，发展中国家从２６％降到２５％，发生危机的东亚国家则从３２％升到３４％。二是投资结构过于集中。这些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电子等高技术产业，致使这些产业增长过快。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泰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３５％，电气机械和科学设备的增加值则分别增长了１００％多。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４２％，电气机械和科学设备的增加值则分别增长了７０％多。韩国大财团无视新一代产品的出现，不顾生产过剩和需求疲软，继续扩大老一代动态存储器的生产能力，占半导体生产的比重高达８０％。
　　生产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重复程度。各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为提高竞争力而谋求规模经济和加快产品升级换代，使重复投资更为严重，生产能力过剩进一步加剧。发生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不顾客观经济条件，盲目发展高技术产业，实际上是接受了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输出的过剩生产力。历史教训说明，过于单一的生产和出口结构导致经济结构的脆弱性，经不起生产过剩的打击。３０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单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结构在经济总量过剩中经受沉重打击。９０年代，发生危机的东亚国家单一的电子产品生产和出口结构在结构性过剩中受到冲击，出于同样的原因。
　　奇迹还会有吗？
　　正如最近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的，在“金融危机的结束和健康经济增长的恢复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东亚经济完全康复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路。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障碍—
　　首先，对经济复苏起关键作用的需求状况尚无大的改观，有的还在继续萎缩。失业是最大的困扰，韩国失业率高企，香港也超过６％，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印尼情况则更糟。诚然，在较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国内需求将得到恢复。但是，目前东亚一些国家的国内需求的改善有一部分是暂时的，因为是消费者使用他们危机时储藏的钱，随着失业率的增加，其购买力将继续下降。同时工业生产能力依然过剩，加上公司高额负债，意味着投资需求仍然很低。
　　其次，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短期行为所能奏效。经济专家指出，当前东亚的经济回升能否持续尚无定论，存在的主要危险在于：资本投资市场的回升将可能误导企业人士放松改革努力。国际舆论就此告诫，亚洲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问题。遗憾的是，当前看来复苏近在咫尺，使得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先前进行的结构改革已不太受重视，改革的倒退对脆弱的复苏将构成直接威胁。
　　第三，资金依然严重不足。一方面，危机以来国际资本减少投资或转移资金使部分东亚国家发展资金严重短缺。资料显示，危机以来东盟国家吸引的外来资金减少了１／３。另据英国《经济学家》估计，困难最大的５个亚洲国家去年净资本外流达２５０亿美元，而１９９６年资本净流入额则高达９４０亿美元。另一方面，部分东亚国家银行呆账问题依然严重，银行难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贷款资金，影响复苏进程。目前，印尼、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的呆账额，仍占银行贷款总额的１／３以上。
　　瞻望前景，人们普遍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由银行大量坏账和沉重债务负担引发的资金供应以及与此相关的结构调整与体制变革问题。东亚各地自身的体制改革和日本是否能担负起经济大国的责任，将对今年东亚摆脱危机走向复苏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指出，东亚过去３０年的发展不是“海市蜃楼”。出口工业的强劲增长，已把这里的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群体。东亚的勤俭、好学和重视教育以及企业家精神，都将是使东亚渡过眼前危机和重现活力的主要动力。东亚经济调整与复苏的里程虽漫长而曲折，但前景还是光明的。可以预计，经过一段艰辛的历程，定将出现一个更富坚韧性和抗御力的新亚洲。